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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持每分钟120击,因为他们的生命只有28岁

发布时间:2018-01-13| 来源:未知 |

原刊于《电影手册》第 736 期

采访:Jean-Sébastien Chauvin et

Jean-PhilippeTessé (à Paris)

翻译 | 十二辰子

校对 | 朱马查、ZAC、ludivine、Stevie

编辑 | 章三

前言:

“同志电影”这个标签自诞生以来就争议不断,每年都会有一批优秀的同志电影引发大家关于贴标签和去标签的争论。但这种争论大多都是愚蠢无用的,真正有价值的影像从不会因为标签而受限,也不会因为无标签而无法达到有效共情。一部能够在时间中存续的电影,是因为它对情感的捕捉,因为它在美学上的突破,而非身上贴着或被摘掉的标签。

《每分钟120击》无疑是同志的。电影准确地刻画出了90年代巴黎年轻同志们的群像。他们爱,他们恨,他们激动,他们痛苦,他们派对,他们抗争。迪斯科和啦啦队是他们拥抱生活的方式。电影也给出了两个丰满的同志个体形象,他们真实的感情与性爱。

《每分钟120击》也是非同志的。这是一曲对蓬勃生命力的赞歌,体现在这群为了艾滋而抗争的同志身上,也能见于无数直人的社会活动者。这也是人类在瘟疫中挣扎的记载,在疾病面前,你的CD4细胞数量和HAART疗法的抗药性都与性取向无关。

《每分钟120击》是大众的。它汲取了90年代的时代精神,记录的是人类对抗艾滋病这一更具社会属性的瘟疫的法兰西篇章。它告诫着所有人,无论何时,沉默即死亡。

《每分钟120击》更是私人的。电影中的每一曲迪斯科,每一次高潮,每簇笑和每滴泪,都曾属于导演罗宾·坎皮略,是他对那个疯狂时代的私人记忆。

Q:你曾经是电影《每分钟120击》中描述的Act Up(注:民间抗艾滋组织)的成员。你是根据你的记忆写下的剧本吗?

A:我确实是从我的记忆、经验出发的,但会议内容都是有所记录的。我去翻阅了与实验室相关的资料,为了避免说出一些愚蠢的错误,但我的影片最重要的目的是做电影,而不是去讲历史故事。而其实表现一种无知也是很重要的,这让我们更好的感受另一种方式的真实,一种人情事故的真实,甚至是欺骗等等。

Q:你是否有意识的将电影分成两部分,首先是全体大会(AG),然后讲主角Sean的故事?

A:在最开始创作剧本时,我的想法现在想来很糟糕。我一开始打算以正在准备注射器的闪回镜头作为开始,然后再讲述前面的故事,这样会使电影显得没有意思。而现在一句“欢迎来到Act Up”作为影片的开幕,就更加合理、更加有冲击力。 最近我感觉到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什么是Act Up也是更有教育性的。电影以一个极具暴力性又无法解释的一场戏开始,但渐渐地我们理解了这场开局的合理性。

我觉得一定要先讲述Act Up是一个决议性的组织,因为他们强烈政治性的发言可以带来很有力量的东西,而更有意思的是,对比今天政治发言已经变的完全衰弱而无力,甚至可以说是无尽的连篇空话。类似的组织在十年后开始流行起来,它们自由的发言通常更接近事实。将这种政治上的言论转化为行为上的就会更有力量。而看着这种辩论如何展开,或是隐藏在团体中的秘密浮出水面也都非常有魅力的。

Q:这两个方面并存的方式伴随着近乎黑色的幽默通常更强的冲击力,比如影片中有一位成员暗示,是不是淋巴细胞率(注:代表艾滋患病程度)决定了发言时间……

A:完全如此,疾病程度确实影响着发言的合理性。有些人对我说电影是现实与幻影的共存。而对我来说现实主义并不会比别的方式少些异常性,这是个骗人的把戏。让我感兴趣的是以一种捉摸不透、生硬突然的方式,从一个方面过渡到另一个方面。相反的,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活在电影中也没有出现,我的个人生活和我在Act Up的经历没有联系一起。当我们进入这种维度后,外部也就不复存在。电影同样也讲述了人们在群体中自我创新的方式,以及扮演的角色。

真实性(如果)变成了简单易懂的表象真实,而缺少对自我的反思,就会难以站得住脚。相反的,我尝试去展现Sean在这其中扮演了多少角色。他虽然得病了,但仍然游戏其中……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没有擦除本身的真实性。除此之外,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议中存在着相互的论证。第一次,Sean有着辩论般的灵活头脑,足以颠覆整个房间,我们也从中感受他的能力。然而在最后一次会议中,疾病却隔离了他与其他人,就好像突然无法想象他会与疾病有关。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赞同蒂博说的将生病的同伴推着轮椅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观点。

《每分钟120击》海报

Q:整部电影是建立在不同的视角上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自己正身处于戏剧冲突之中。

A: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影片中的所有争论都与人的心理无关,而是纯粹的态度不同。正因如此,影片才能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把年轻人的冲动、懊恼,甚至非理性以一种美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将概念在某个人身上形象化的问题。当Sean提出要扮演啦啦队女孩儿时,整个组织的理念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个时刻,他比Thibault要更具有代表性。但Sean这么做是因为他自己要扮成啦啦队女孩儿,这正是他找回自我的方式。很明显,片中的人物并不是完全诚实的,但这就是游戏的一部分。比如当摄像机对准他们时,他们任凭警察们把自己按倒在地,而当摄像机的镜头一挪开,他们便拍拍屁股淡定地站了起来。这种不诚实并不会给观众们造成任何困扰,因为这是完全合理的,更像是他们给自己开的玩笑;但疾病对他们来说又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个玩笑。所以这是个让人泪中带笑的故事。

Q:所以这无关羞耻。

A:完全正确,这不是一个关于羞耻心的问题,而是关于生命的力量。在那个时代,他们非常艰难,只能活到28岁;但他们还在坚持,正因为他们只有28岁。另一方面,如果说当时的他们暴力又张狂,也同样是因为他们还很年轻,他们的生命要奋力地绽放。

罗宾?坎皮略

Q:这种欢乐和黑色幽默,打破了斗争主义的刻板印象,比如某种过于严肃、过于教条的参与精神。

A:Act Up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组织,这种欢乐也支撑着这个组织。人们在这里相聚而不用独自忍受病痛是非常幸运的。即便如此,当病痛再次出现时才足够给人冲击。第一次我去参加这个集会时我觉得一切都非常有趣,甚至自问大家怎么都看不出来生了病。如同在电影中,有一位女士责备这个病搞的浴缸里到处都是血。而当我明白是他的儿子得了血友病,我不禁去思考这个组织中幽默的尺度。

当我们发现有一个标语是“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同性恋游行”,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哄笑。如果我们想要幸存下来,那就要去夜店,为了可以去亲吻、去消遣,而不是拥有一份工作或是一栋公寓。我们要最大可能的去享受生活。这也是在集会成员的形象中最令我感兴趣的,这种方式包括人们在其中的自我创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离失败挫折从来都不远。

Act Up的宣传

Q:影片是讲述整个组织的经历。他们在离开实验室后,在地铁中的那场戏可以说比实验室中那场戏更加有力量。

A:我们通常的印象是主角们做不到离别,这也是我在那时感受到的。Sean的独角戏是讽刺的、嘲弄的,比如当他说有了病痛这个世界更美了,但这同样也是有些真实的。这也是影片中给我触动最深的一场戏。我也喜欢去表现当我们生气时我们会怎么做。因为我们有恐惧,而这也是之于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在戛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到它是由几个场景的上演而构成的:AFLS组织、高中、保险会议等等。他们在这些场景里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和社会运动经验,但也会像一些蹩脚演员一样,有笨拙和紧张的时候。他们的出现,给这些很有仪式性的模式化场景带来了非常不同的文本,而不是那些已经为大众所知的情节。他们改变了这些场景里的主导人物。

Q:你是怎样组织集会的那场戏的?

A:我们大概花了三天时间来排练。由于拍摄是在一个非常大的阶梯教室中进行的,因此时常出现找不到好的拍摄位置这种事,尤其是设备上的比如录音这种。我们也想过应该更加靠近,使声音更加自然。这些排练也使我明白了困难在于许多台词太过技术层面。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观众并没什么,而如果演员乱了情况就非常复杂了,在拍摄中是没有即兴发挥的,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也尝试着不要在演员的走位上太过吹毛求疵。

正如我们是由三台摄影机同时拍摄, 演员也会丢失对镜头的概念。我和摄影师让娜一起决定了把拍摄过程加快,每一次拍摄前等待最多20分钟。尽可能的让大家轻松舒适,这比起准备好分秒不差的拍摄计划来说,要有趣的多。我发现这样做确实是更好的,我本人也享受其中。

《每分钟120击》新闻照

Q:多位演员都是经过经典戏剧培训的,这也是你的初衷嘛?

A:是的,许多位演员都是从专业电影、戏剧学院出来的。我希望找一些可靠的演员,因为对于台词技术上的处理是非常复杂的。我最焦虑的是全体大会那场戏,那就像是在国民议会里的那些人,必须发泄他们的愤怒。这需要即使我不去加入一些人工编造的成分,演员们也能表演出那股疯劲。

我还尝试寻找一种“男同性恋者的说话方式”。但这其实还是演技层面的问题促使我寻找这些可靠演员。我将这些问题和当时的《鬼魂》(Les revenants, 2004)做了对比,尤其是“那时太糟糕了,演员总是在笑,他们有些拘束克制,还带有一种奇幻的恐惧”。但是比如法国演员中资历最老的卡特琳·萨米(Catherine Samie),她出演过10部莎士比亚的戏剧,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从她这我明白了最重要的是演员不能怯场。因为在观众面前大家是以团队形式表演的。但我们仍然是有100多人在这个集会中,所以演员必须要注意他们的声音和表演。

《每分钟120击》剧照

Q:所以这更像是一幕戏剧。

A:确实如此。我觉得戏剧演员比起电影演员更有一种适应想象力的巨大才能,电影演员在这样一场戏中会常常呼吸困难,而戏剧演员就可以做到在整场戏中呼吸自如。我花了九个多月来寻找这些演员。有必要的是在登记簿上一个一个过,保证这些演员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尽量没有其他负担的出演。

比如饰演Nanthan的阿诺德·瓦卢瓦(Arnaud Valois),他从15岁时就开始尝试出演电影,他曾经出演妮可·加西亚(Nicole Garcia)的影片《查理的意见》(Selon Charlie, 2006)。他想开创自己的电影生涯,但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他不想按照其他的意愿而工作,也不想忍受选角过程,所以他去做了模特还有按摩师。我被他讲述的选角负责人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热爱表演,他本身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质,这是在法国电影界不常见的。

再好比纳威尔(Nahuel Pérez Biscayart),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演员,这也就是他在诠释Sean这个角色时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有能力在第一部分表现出戏剧性。但从医院戏开始,我要求他停止这种本色出演的方式。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十分困难,因为他天生就是非常聪明灵活的演员。但他表现的非常好,在舞台上游刃有余。非常精彩的演出,两位演员能一直保持水准到影片的最后。

阿诺德·瓦卢瓦

Q:影片散发的是一种迷恋,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我们想到诠释那个时期的Act Up会自发地减少讽刺意味。这种热忱令你惊讶吗?

A:我们都曾是混蛋。在圈子里,人们说AIDES(注:另一法国民间抗艾滋组织)的同性恋是好的那伙人,而我们(Act Up)就是坏蛋。人们同样谈论着我们的着装打扮,我们剃光的脑袋,即使是紧接着他们发现我们原本就是一群疯子。但自从戛纳以来,所有人都想这样做了。像是我们去为电影集资时,只要说起我们想要做一部关于Act Up的电影,立刻大家就说:“你是说Act Up?了不起!”(笑)。

迪迪埃·莱斯特拉德(Act Up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让我们赦免你们的赞颂》。说实在的这个有点滑稽,我们不谈论政治,我们第一感觉就这是在讲所有老成员的故事……更认真的说我觉得这种迷恋一定程度上与怀旧有关。很明显不是给年轻人看的,他们爱电影是因为其他理由。而我认为也与现如今大众印象中政治话语越来越无力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着这个组织,模仿着美国宣传鼓动的方式,但我们在那个时期的法国根本无法实践,包括那种真实的,触的到的影响力。在动机和斗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斗争,更多是一种具体化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是很像那些为了女性堕胎的而斗争的,也就是说我们自身感到非常强烈的一些事情。现如今,人们更喜欢互相动员,却因为话语传播上的问题而缺乏核心。在Act Up,我们有意识的讲事情简单化,但我们的信任危机却也在这种强烈的合理性中显露出来。

Q:还有一个让人触动的,就是,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

A:这个时期大概持续了快三年。但它也没法持续更久的时间,它突然出现,又迅速衰竭。其实不用为此遗憾,因为一切都很正常。影片讲述了那样一个人们想团结而更有力量的时刻,一个政治团体不再具有能力的时刻。所以相反退出团体为了在这个病痛折磨的时刻苟活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可以通过Sean看得出来,他和内森退出了这个团体,包括他们真的相爱了,这也是给我感触最深的地方。这一对儿其实并不稳定,他们的爱情故事首先算得上是个故事。而在医院的那一场的激情戏,不只是一场性行为也是一种抚慰。

Q:这是用“爱比死亡更强大”来宽恕的方式嘛?如同厄洛斯与塔纳托斯……

A:的确如此。厄洛斯(注:代表爱与性欲的化身)和塔纳托斯(注:代表想要接近死亡的欲望),在那时是敌人。当时有人做电影采访时突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那时就像引爆了炸弹。至于“爱比死亡更强大”,不,谢谢……科学已经证明了:死亡可是比爱强大多了!(笑)

让我高兴的是在这场戏中纳威尔游戏般的态度,我们多少能感受到对于角色来说这只是转瞬即逝的宽慰。最开始他们只是互相自慰,但随着拍摄,我感觉到那时的Sean已经非常虚弱了,他做的只能是尝试,但即使这样的动作,他也做不到了,最后还是要Nathan为他这次享受服务。

然后这一幕就变的不可思议的充满悲剧性。正如Sean并不像Nathan爱着他那样爱着Nanthan,这我觉得这也是令人感动的地方。就像在爱里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也算是人性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关于爱情的不确定性。可能这确实带着一丝冷漠,但却不是感情的对立。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感情一定是炙热的,激情的,但其实是不对的,这种冷漠确确实实的存在着。

Q:强烈的戏剧性,也不是一直都是对于感情的抒发,也是创造了一种距离感。

A嗯。另外并不是只有结尾沉浸在戏剧冲突里,前面也有一些,比如Jérémie死去的时候一切都发生的很突然。而在面对这些图像素材时的那种戏剧的加速感也是让我感受至深的部分,而当我察觉到我们其实不过是孩子时,也就创造了一些关于死亡的强大事情,关于要在那样一个年龄死去。

而准确地说,戏剧性的开始,是Sean进了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电视中关于Act Up的报道,在这时他感觉到他不再是这场戏的主演,而只是一名观众。这段确实很简单也很粗暴。也就正是如此,我才剪了非常多关于医院这段的戏,比如组织的成员来看望他,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刻所有一切与他隔开了距离。而疾病也使得一切进入另一种维度,我们不再活着,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真正的戏剧性,之于我,都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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